实现伟大复兴要有充足的文化底气

日期:2020-03-16 15:11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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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自1840年近代史开启以来中华民族面对外忧内困顽强奋斗、拼搏发展的一条历史基线。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斗争中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自此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1979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成为现实。回顾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矢志奋斗的目标。

  美好梦想的实现离不开现实力量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离不开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和生态优美等多个方面的强力支撑。其中,文化是最广泛和深厚的支撑力量。历经风云沧桑,在中国文化的强大支撑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正展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

  如果我们把文化作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有力的现实力量之一,那么,在讨论实现这一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文化底气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地对文化与复兴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一、从综合国力到文化软实力

  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的现实指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础上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共同富裕,综合国力是判断和衡量的关键尺度。而文化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界定和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程度的重要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事业的繁荣是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之一。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依靠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肆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掠夺,以船舰枪炮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成为左右西方列强在世界地区上玩弄“涂色圈地”游戏的重要支撑力量。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瓦解,和平和发展渐成国际社会发展主题。过去主要依靠军事实力进行的侵略、掠夺和竞争开始转向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来完成。

  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延续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依据国土面积和人口对国力进行简单类型化的基础之上,将构成国力的要素细化为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能力、人口素质、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能力和政府能力等九项,初步构建了综合国力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弗兰克尔则在其代表作《国家关系论》中首先提出“综合国力”一词,并认为综合国力由人口、地势、经济、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心理与社会因素、国际战略地位等六项因素构成。其后,不同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构成综合国力的诸多因素分别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指标体系。

  无论是依据何种指标分类体系对综合国力进行划分,共识在于对一个国家实力的判断和衡量已经不能仅仅依据单一的军事实力或者简单化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来进行,必须依据多种要素来对国家实力进行综合性的判读。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作为第一个明确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学者,对构成综合国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软实力理论。他认为,要具备影响他人以实现自身目的的能力可以通过威胁(如“大棒”)、利诱(如“胡萝卜”)和吸引三种方式完成,其中前两者属于硬实力,后者为软实力。他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进一步对软实力进行了阐释:“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整治在国际事务中达到索要结果的能力。他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者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要的行为。软实力存在使别人被某种观念吸引或者能够决定别人喜好的能力”。软实力主要以文化的形式来呈现,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政策亲和力、制度倾向等等。

  借助软实力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把握切实增强文化底气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重要程度,也能够更为深刻地洞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面临的国内外情势。

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面临的最深刻的现实在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全球化,而其重要表征之一便是文化全球化。这里所说的文化全球化指的是一种客观状态和趋势,而不是某些西方国家或政客所鼓吹的利益导向或策略。

  虽然,文化全球化的准确意涵在学界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和分歧,但并不影响我们结合实际生活来对其进行基本把握。文化全球化大致可以理解为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文化以扩张、碰撞或融合等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相互作用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文化会产生相互融合、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等多种可能。

  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双向度的,作为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一员,我们同时面对着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利与不利。

  就有利的方面来讲,文化全球化促进了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交流,实现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全方位覆盖,同时也能够增强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之间对不同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克服偏狭、自闭的文化心态和歧视、自大的文化心理。电影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电影发明家路易斯·普林斯在英格兰西约克郡利兹城所拍摄的《朗德海花园场景》,如今却成为全球文化产业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并成为许多人日常文化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文化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也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文化认知空间和精神视野。

  当然,文化全球化常常引发分歧和非议的是其给人们所带来的某种认同危机、秩序危机和安全危机。

  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认同危机主要是由自身文化被外来文化所融合、所改变而产生的文化焦虑,认为自身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并存在被外来文化同化、取代而消亡的危险。

  文化焦虑最显见的案例来自于语言。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入,某种或某些国际通行的强势语言对其他国家、民族、地域的母语产生了极大冲击,甚至造成语言濒危现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96%的语言目前只被4%的人使用,而且只有不到20%的语言在学校和互联网上使用,世界上80%的网页是英语网页;全球2500多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其中印度共有196种语言濒临灭绝,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有192种和147种,分居全球濒危语种最多的国家前三甲;自1950年起,已有230种语言消失,平均每两周就有一门语言消失,到本世纪末全球50%-90%的语言预计将会消亡。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0年开始就将每年的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以保护小语种,促进多语种化,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其次,文化全球化还造成了某一国家、民族、地域固有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原有的传统生活方式被逐渐取代或发生异化。曾几何时,我们还在感慨传统节庆的氛围远没有西方洋节来得热闹,传统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庆活动中传统的文化氛围和娱乐形式越来越淡化,反倒是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这类洋节越来越来势汹汹,一度甚至有取传统节日而代之的趋势。

  再次,由于当前的文化全球化主要是受到美国强势文化的主导,以美国大众文化、快餐文化、娱乐文化的影响,各类文化艺术越来越向着大众化、批量化、低俗化方向发展,许多具有地域性的、民族性的、精致性、高雅性的文化艺术不断受到冲击而渐趋消亡。当然,大众文化、快餐文化、娱乐文化在实现文化民主和倡导文化共享方面自有其积极意义,但以此造成地域性的、民族性的、精致性、高雅性的文化艺术不断消亡则非人所乐见。

  此外,文化全球化还对传统道德体系造成极大冲击。在文化传统上,中国人是仁义礼智信的,是温良恭俭让的,是忠孝廉耻勇的。然而,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受到西方消极文化的不良影响,一些人开始出现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倾向,沉迷于趋利忘义、好逸恶劳、纸醉金迷之中而无法自拔,更有甚者开始不断挑战社会道德底线,严重背离公序良俗。

  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秩序危机主要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原有文化系统所维系的稳定社会秩序被打破而导致的文化失序。这种文化失序主要是因外来文化对原有文化价值体系构成挑战而引发的。社会文化价值的混乱会造成诸多文化乱象,对整个文化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传统的中国文化秩序主要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学说基础之上的,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成为维护文化秩序的重要准则和规范。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已有的文化进行了系统整理,正如孔子自己所说的那样:“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以仁爱为统领,以君子为人格榜样,以礼义廉耻为具体标准规范,在继承孔子之前夏商周三代两千余年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深刻影响孔子之后两千余年的文化秩序体系。在孔子之后,以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为号召的道家思想和以刑名法术、富国强兵为号召的法家思想虽然也在特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所主导的传统中国文化秩序作了补充和丰富,产生了相当影响,但儒家所建立的文化秩序始终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而到了近代时期,随着西方船舰枪炮和鸦片倾销而来的还有文化冲击。西方文明以自由、民主为标榜,资本主义以利己、重利为特征,对传统中国文化秩序产生了严重破坏。儒家主导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中国文化秩序随着皇权的崩塌而陷入深刻危机。文化秩序的破坏导致价值体系的混乱,复辟与革命交织而成的时代主题成为许多深处文化秩序危机中的个体无法在西方文化秩序和传统文化秩序之间实现自洽而精神苦闷的重要根源。这也是近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特征。而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的惊天自沉确乎可以看作是这种文化秩序危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的一个注脚。

  这种文化秩序危机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逐渐消失,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最终成为历史过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价值、西方先进思想和中国革命过程中凝结而成的革命文化融合为一体,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统领中国社会的新的优秀文化价值体系。虽然,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的作用之下,价值模糊、文化腐败、艺术霸权、唯利是图等消极现象仍在一定范围之内存在,但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克制和消灭。

  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安全危机主要是近代以来在西方霸权主义操弄之下,西方文化借助其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以及军事性的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性渗透的行为。文化渗透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利益,还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不断推广和加深了西方文化在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域的文化扩张和文化认同。带给西方国家之外的国家、民族和地域的则是深刻的文化安全问题。

  美国是文化霸权的最主要代表,是文化渗透的最主要推手,也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文化安全深刻危机的最主要制造者。美国文化与娱乐产业总产值超过6万亿美元,GDP占比超过三成,占世界文化与娱乐产业产值超过四成;而其中好莱坞电影公司对全球票房对贡献占比更是超过8成,放映时间占占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美国还控制了全球七成以上的电视节目和六成以上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全球发行电视节目总时长超过30万小时。在这些文化数据的背后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所攫取的巨大商业利益,同时这些文化产品还附带美国长久以来所鼓吹的美式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和低俗、拜金、享乐的生活理念。这些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压倒性行销和深度覆盖,极大削弱了不同政治体制和国情背景的国家、民族、地域文化认同,侵蚀这些国家、民族、地域原有的、自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理念,引发这些国家、民族、地域母语、艺术等文化元素的消亡,从而实现其西化他国、美化他国的和平演变目的。

  文化安全问题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在于国际话语权的丧失。在当今世界媒体格局中,西方世界牢牢掌握着国际话语权,世界上超过九成的新闻报道采用英语进行,西方媒体的声音更是成为全球的主流观点,任何对西方世界不利的国家、事件、问题都会被扭曲为非正义的、非道义的、非人性的。西方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长期将中国抹黑为野蛮、野心、野性的国家代表而大加批判,并不断将中国向世界释出的友善行为炒作为“中国威胁”和霸权扩张。美国掌握着全球40%以上的IP地址,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操弄全球网络资源和舆情信息。最近的例子来自于美国科技巨头Twitter和Facebook在香港事件中迎合西方国家野蛮关闭、删除、封杀客观、理性、和平报道事实真相的账号和声音;而对于西方世界内部发生的加泰罗尼亚暴力事件、法国“黄马甲”运动、英国脱欧示威运动以及美国警察暴力镇压华尔街示威者等事件却明显的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姿态。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所倚仗的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对国际话语权的野蛮霸占。

  总而言之,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利弊兼有。与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红利相比,对文化实力较弱的国家、民族、地域而言更多的是严峻挑战与深刻危机。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认同危机、秩序危机和安全危机分别面向从个人到集体和社会以及整个国家、民族的方方面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应当特别警醒,必须在理性看待国内外文化形势的基础上,大力提升文化自信,切实增强文化底气。

三、伟大复兴的文化底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一句空话,唯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拥有充足的文化底气。

  其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底气源自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坚韧性。

  作为人类历史上千年未曾断绝的唯一文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有自,而且能够不断吐故纳新,实现自我革新。这是中国文化坚韧生命力形成的关键秘诀。中国文化历经五千余年的传统社会发展以及近代以来的深刻社会转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成功实现了最新一轮的文化革新。革新的中国文化由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部分有机融合而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面貌呈现于世。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成果的深厚积淀和民族发展的丰厚养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依靠智慧和一代又一代的勤劳努力,创造了璀璨而独特的中华文明。单以思想文化而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各自开宗立派、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古代思想高峰期;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思想成为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千年主流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玄学鼎盛,为中国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养分;隋唐时期,儒教、佛教、道教形成三教并行局面;到宋明以降,三教合流,期间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等进一步将儒学思想发展为理学思想,直至王阳明集其大成,创立心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创造了又一座高峰;明清之间,李贽、王夫之等人开始反思儒学思想,提倡经世致用。这些浩瀚精深的思想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极为宝贵的部分。

  近代之后,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明的极大冲击,几近濒危。许多社会有志人士开始学习和吸纳西方文明中的有益部分来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中国和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斗争中第一次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始扬帆起航。在长期的历史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性地实现了红色革命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红色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成功改造,是长期历史革命过程中凝结而成的宝贵文化成果。红色革命文化突出地表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精神成果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革命历史遗存和记忆。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继承、创新和发展既有文化成果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开创的新的文化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指导、智力支持和成果展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地表现为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一系列精神文化成果,凝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和中国人民爱国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廉洁奉公、服务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团结战斗、勇于拼搏的精神文化特质。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始终且不断推陈出新的人类文明,也是近代以来在西方霸权威胁之下唯一保持自身文明特质而与之抗衡的文化大国。中国文化生命力之坚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势头之健旺,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国家的理解能力。而中国文化的这种坚韧力量和健旺势头,与中国文化固有的文化特质密切相关。简言之,中国文化拥有开放的姿态,拥有包容的胸怀,拥有革新的勇气,拥有平和的心态。中国文化因开放而不会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因包容而能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因革新而能够革故鼎新、历久弥新,因平和而不会称王称霸、恃强凌弱。

  中国文化坚韧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生命力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基本的文化底气所在。

  其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底气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机制,坚持社会效益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对文化事业向来十分重视。1942年,尚处抗日战争艰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便在延安专门召开文艺座谈会,制定了党的文艺方针,并全面开展文艺整风运动。在此次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了革命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并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此次文艺座谈会有力推动了根据地文艺事业的发展,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涌现出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发展。习近平同志多次在重要讲话中高度评价和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对中华民族以及对世界的重要价值,指出中华文明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完全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有效服务。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提出了如何解决好繁荣文艺、发展文艺的一系列根本性和方向性问题,并对新时期文艺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党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全面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底气的根本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所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短短24个词汇,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内在的先进性、广泛的包容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长期奋斗伟大实践的思想成果,既连结中华文化的丰厚内涵,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光明前途。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和部分,引领着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重要部分。

  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是当前我国文化工作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文化建设领域的重要应用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理论命题的重要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所提出的文艺工作“为了谁?”之问的全新呼应与回答。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就是要突出人民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依据。

  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重要特征,既是不断改进和创新文化宣传工作和机制,提升中国文化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是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夺取国际话语主动权的现实需要,更是在全国、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团结人民群众、动员社会文化宣传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题中之义。当前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才能牢牢掌握文化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服务,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统一既是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也是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重要体现。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文化产品除了本身的商品属性,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和监管,不仅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也关乎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各项文艺创作工作和文化管理工作就必须把追求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效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与其他制度文明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征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突出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机制,坚持社会效益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突出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核心的文化底气所在。

  其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底气源自国家文化治理探索的有效性。

  国家文化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新时期,我国国家文化治理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许多科学预测的具体实践,也是对以往国家文化治理模式和具体方式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我国在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历经了许多曲折,也积累了更多的国家治理有益经验。要对这些国家治理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并探索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也就必须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实现。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升为全党战略任务的重要方面,益发凸显了其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国家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探索意义自不待言。

  当前一个阶段国家文化治理探索的有效性突出地表现在我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文化建设成就。简单列举如下。

  在宏观管理体制和保障体系方面: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压缩,截至2017年底,原文化部本级仅保留4项行政许可,较2002年以前减少了62项;文化法律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一系列法律法规和一大批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颁布实施,文化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审批流程不断简化,审批行为、程序、社会监督等全流程示范性标准逐步完善;文化艺术、文化产业、公共文化、非遗保护专项权责清单完成制定;全国文化事业费由1978年的4.44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55.8亿元,增长了192.7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国家“千人计划”文化艺术人才项目等一批人才项目深入实施;文化创新、文化标准化等工程顺利实施,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重点实验室建设深入推进。

  在文艺创作生产方面:2015年至2017年,共推出原创首演剧目4499部;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数量从2007年的4512个增加到2017年的15472个,从业人员由22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其中民营文艺表演团体13583个、从业人员28万人;国家艺术基金已资助项目4043项,资助金额33.7亿元;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自1983年设立以来共资助项目近2400个。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先后颁布实施,《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制定出台;国家大剧院、国家图书馆二期等国家级重大文化设施相继落成;1978年至2017年,公共图书馆数量从1256个增加到3166个,增加了1.5倍;文化馆(站)数量从2840个增加到44521个,增加了14.7倍;博物馆数量从349个增加到4721个,增加了12.5倍;1979年至2017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从7787万增加到7.45亿,增加了9.5倍;文化馆(站)举办活动次数从12.7万次增加到194.4万次,增加了15.3倍。文物机构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1.13亿增加到2017年的11.48亿,增加了9.2倍。

  在文物和古籍保护利用方面:《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博物馆条例》等6部行政法规颁布实施,《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制定出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从1981年的6.3万余处增加到2011年的近76.6万处,登记国有可移动文物从1981年的5.9万余件增加到1.08亿件(套),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数据总量达232万多条、12500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4296家,国家珍贵古籍12274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80家;我国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项目总数达到53项,居世界第二;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等逐步实施,已累计修复古籍超过270万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全国非遗资源普查登记资源总量近87万项,公布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372项,认定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068名,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1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达到39个;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中国非遗博览会成为品牌活动。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800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13年的4.4%上升到4.7%;20家余国家级园区聚集的文化企业总数达21457家,营收总额达2744亿元,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3.6万家增长到目前的5.9万家;2017年,我国动漫产业总产值突破1600亿元,网络游戏销售收入超过20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04年的3440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5462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从2.15%上升到4.29%;文化市场监管体系逐步建立,文化市场监管手段不断丰富,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县级以上地区覆盖率达97%,市场监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在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方面: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工作方式逐步从官方交流为主扩大到官方和民间并举、交流和贸易并重,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工作格局,在文化交流中逐渐从参与者、建设者转变为引领者;配合元首外交和北京APEC会议、G20杭州峰会等主场外交的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成功举办,有力服务了外交大局;我国已与15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近2.5倍。2017年参与对外文化交流的人次超过改革开放前30年人次的总和;“欢乐春节”活动覆盖国家和地区从42个增加到130个,举办活动场次由76场增加到近2000场;已建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35个,2017年投入运营的各中心共举办文化活动2373场次,直接参与受众450万人次。

  要而言之,国家文化治理探索的有效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关键的文化底气所在。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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